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 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书房的椅子上。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如今已是两鬓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面都是这些年来的采访笔记。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他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 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 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 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 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 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 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 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 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 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 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 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 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个宝安当地的村干部也告诉陈秉安，在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他心里依旧不太放心。在农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着一本花名册，让人们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上红勾，每天收工后，再打一个勾。

很快，这个村干部发现，这样的检查实属多余，每天出工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 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 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陈秉安的支持。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还在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那里“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阅一些“机密文件”。

2007年4月1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

书问世后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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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di come il tempo

perde anche il ricordi,

resta solo il canto

di un amore che non muore,

Prendi la mia mano,

danza con il vento.

很早我就说过了，过着精神生活的人是幸福也是痛苦的。一个人的生活若不是物质便是精神的。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怀疑我这个结论。

当人的生命变成了纯粹了精神的存在，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自杀。

讨论自杀，目的是减少这些悲剧，因为很多问题本来完全是可以挽救的。

《中国农民的尊严》是我曾经读过的一个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观察，当他观察了世界各国后，做出了这个结论，只有中国农民有强烈的自我尊严感。后来，我又读到西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士族阶级的自杀现象的分析，比如“死谏”。这是跟西方的殉道是两码事，不提殉道。再者，源远流长的殉情现象。殉夫，殉葬，殉国，殉道，殉职etc，我感觉全世界中国最为明显，你在任何其他的一个文化中都找不到中国文艺作品中那么多的对各种自杀的不管直接还是间接地美化（当然基督教也是美化死亡的，当然不是自杀式的）。从上面三个角度，我产生了一个感觉，中国人的生活是精神的，是（传统）道德的，非宗教的。也就是东亚自杀率全世界最高的一种文化（文化本身就是审美，审美根本就是道德）解释。

自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观念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但是很多传统还是顽强的保留下来了。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并未探究这些舶来品的根源。比如人权，博爱etc，这些就是基督教的，不是中国的，违背中国的传统道德的，也就是仁爱和以德报德而不耶稣式的以德报怨。有人说，同性恋是不道德的，婚外恋是不道德的，自杀是不道德的etc，我都不同意。由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虚伪狡辩和欺骗性，一般人的淳朴善良轻信，也就是易于被操纵，所以我才每每提到这些问题，在做结论前要知道你在说什么，是不是鹦鹉学舌。

至少在传统中国，自杀在很多情况下是最高的道德表现。

在西方并非如此。每年自杀的人为了什么自杀呢?他们的精神生活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的生活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他们的精神生活跟中国的有什么不同？带来了什么样的结局？都是我思考的，也的确是很大不同的，不管是从文化中的社会现状，还是历史的关联。这里宥于篇幅无法写出。

下面这篇文章，针对当前多宗“家庭背景”配发的报道：离婚的父亲杀死子女后自杀。这个现象的典型性在于，不是母亲，而是父亲，而且总是在事业，婚姻出现问题之后，而且总是子女被杀，有时妻子也会被杀，然后这个父亲自杀，这种同归于尽的现象，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但是我阅读之后，回想起很多我曾经看过的西方电影（当然不是melodramas），意识到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我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我听到的看到的，而不是纯理论，纯文艺的，让我对这个现象有了很多感触或是唏嘘。

Thomas Bernhard在《Holzfaellen》中写道：当我听说Jona自杀的消息时，一点也不感到惊异。她的自杀我很多年前就预知了，这也是我离开她的原因。我接到电话时只对她是如何自杀的感兴趣。果然如我所想，她是自己吊死的。像她这样的艺术家（Jona是舞蹈家）都是自己吊死的。从来没有听说其他的死法。

Bernhard的书中还对不同的人的死法不同做出了归纳演绎，什么样什么行业的艺术家上吊，什么样的跳楼etc，我想中国的不少作家也有此规律吧。这里谈论的不仅是为何自杀，还有用什么的方式。

我还有一个结论，中国的家庭背景一般不会如此，特别是现代中国。

虽然我对文中的很多地方保留意见，但是有的看法我觉得有启发。贴出来，给JN看看。

Warum immer nur Männer ihre Familien auslöschen

来源：《世界报》 http://www.welt.de/debatte/kommentare/article9375347/Warum-immer-nur-Maenner-ihre-Familien-ausloeschen.html

Familienmord ist ein männliches Phänomen. Schuld ist die Erziehung, behauptet der Soziologe Walter Hollstein. Und typische Machtgelüste.

Es ist eine Epidemie. Immer mehr Männer töten ihre Frauen, ihre Kinder
und anschließend sich selber 2005 geschah ein solcher Familienmord im
statistischen Mittel alle drei Wochen. 2009 hatte sich dieser zeitliche
Abstand auf neun Tage verkürzt. Das sind vierzig Familienmorde pro Jahr
mit rund 150 Toten. Erst dieser Tage hat wieder ein Familiendrama
aufgeschreckt, als in Kassel ein Mann seine vierjährige Tochter und sich
selbst umbrachte.

Die Opferzahlen bei Familiendramen sind höher als bei der so sehr
gefürchteten Schweinegrippe. Damals wurden Millionen Euro vorbeugend für
Impfstoffe ausgegeben, die dann gar nicht gebraucht wurden. Für die
Prävention von Familienmorden hat noch keine politische oder soziale
Institution Geldmittel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 nicht zur Vorbeugung,
und auch nicht zur Erforschung des Delikts. Nicht einmal das Problem ist
als solches erkannt. Das schreckliche Ereignis bewegt jeweils die
Öffentlichkeit für ein paar Tage – vor allem dann, wenn auch Kinder zu
den Opfern zählen. Dann gerät im Karussell der Aktualitäten wieder alles
in Vergessenheit. Bis zur nächsten tragischen Paniktat.

Familienauslöschung ist Männermonopol

Der Familienmord ist ein männliches Phänomen. Frauen bringen aus
unterschiedlichen Motiven eigene Kinder um, aber sie löschen niemals die
ganze Familie aus. Das ist Männermonopol. Zumindest bisher.

In rund fünf Prozent der Fälle handelt es sich beim Familienmord um eine
Art „Ehrenmord“. Die Firma des Familienernährers muss Konkurs anmelden;
private Insolvenz oder Arbeitslosigkeit droht. Dann kann die
traditionelle männliche Rolle von Schutz und Fürsorge nicht mehr erfüllt
werden. Statt des Eingeständnisses, als Mann „versagt“ zu haben, ist es
„ehrenvoller“, mitsamt der Familie aus dem Leben zu scheiden. Es mag
zynisch klingen; aber aus der Optik der klassischen männlichen
Ernährerrolle ist ein solcher Mord nur konsequent.

In rund 95 Prozent der Fälle ist der Auslöser des männlichen
Familienmords die definitive Ankündigung der Partnerin, das gemeinsame
Leben nicht mehr fortsetzen zu wollen. Diese Entscheidung der Partnerin,
den bis anhin ahnungslosen Partner zu verlassen, löst bei diesem
völlige Panik aus. Er wird von dem Gefühl übermannt, dass ihm der
Lebensboden entzogen wird, dass er ohne seine Familie nicht mehr in
dieser Welt sein kann.

Morden ist leichter als der Umgang mit Schmerz

Plötzlich wird deutlich, dass die eigene Frau die einzige „Anlaufstelle“
für Sorgen, Nöte, Trost und Geborgenheit gewesen ist. Ohne sie droht
nicht nur die soziale Isolation, sondern das dunkle Loch von
Verzweiflung, Angst und Alleinsein. In dieser Situation des
überwältigenden Entsetzens entsteht dann der Impuls, einen dramatischen
Untergang einem unaufhörlichen Elend vorzuziehen. Das Morden scheint
leichter zu fallen als der Umgang mit Schmerz.

Rekonstruiert man das Geschehen in seinem längerfristigen Verlauf, so
dürfte der Familienmörder eigentlich nicht „ahnungslos“ gewesen sein.
Was ihn so himmelstürzend getroffen hat, war kein Ereignis ohne
Vorbereitung. Gespräche mit Angehörigen und Nachbarn ergeben in jedem
Fall, dass die ermordete Ehefrau schon lange vor dem eigentlichen Drama
auf Probleme in der Beziehung hingewiesen hat. Der betroffene Mann hat
dies überhört oder nicht ernst genommen.

Doch selbst wenn die Ehefrau innerlich schon auf gepackten Koffern
sitzt, merken es die beteiligten Männer zumeist nicht, solange die
äußeren Lebensbedingungen noch stimmig sind. Das hat damit zu tun, dass
Männer und Frauen unterschiedliche Beziehungsmodelle leben. In der
Vorbereitung auf das erwachsene Leben lernen Jungen wenig von dem, was
Beziehung, Liebe und Partnerschaft erfordert. Insofern ist der
provokante Ausspruch des amerikanischen Arztes Ronald F. Levant
trefflich, dass das Familienleben für Männer „ein fremdes Land“
darstellt, dessen Sprache sie nicht wirklich sprechen.

Die Frau ist des Mannes emotionaler Lebensquell

Das ist keine Schuldzuweisung an Männer; wenn es denn überhaupt eine
Schuldzuweisung gäbe, so müssten Rollenbilder, Schulen und die Familien-
und Geschlechterpolitik die Adressaten sein. Männer werden noch immer
auf Leistungsfähigkeit getrimmt und auf ihre spätere Aufgabe des
Familienernährers, obwohl sich dafür die gesellschaftlichen
Voraussetzungen schon lange geändert haben. Der kanadische Psychiater
Terrence Real merkt an: „Jungen werden ermuntert, sich zu behaupten,
aber systematisch daran gehindert, ihre Emotionen auszudrücken und ihre
Bindungsfähigkeit zu entfalten“.

Grundlegende Eigenschaften für private Beziehungen wie
Einfühlungsvermögen, Mitgefühl, Nähe oder Dialogbereitschaft sind nach
wie vor primär weiblich etikettiert; im männlichen Sozialisationsprozess
kommt ihnen nur eine untergeordnete Rolle zu. Dementsprechend
konzentrieren sich erwachsene Männer in Beziehungen auf das, was ihnen
vermittelt wurde, was sie können und was nach dem traditionellen
Verständnis der Gesellschaft zum männlichen Eigenschaftsprofil gehört.
Sie versuchen, ihre Familie zu ernähren, und opfern sich dabei manchmal
auf; sie fühlen sich für die Dinge der Außenwelt zuständig, sind ziel-
und ergebnisorientiert. Die Frau hat das Familienmonopol über das
Gefühlvolle und speist damit auch den Mann. Sie ist – nicht bewusst,
aber doch faktisch – sein emotionaler Lebensquell. Versiegt er, bricht
beim Mann hilflose Panik aus.

Jungs werden früh aus dem Paradies vertrieben

Um diese Panik wirklich zu verstehen, muss die emotionale Abhängigkeit
vom Weiblichen als zentrales Thema im männlichen Lebenslauf gesehen
werden. Die Mutter steht im Zentrum des kindlichen Daseins; sie bringt
uns nicht nur ins Leben, sondern gewährt und garantiert es. Die
Grundhaltung zum Leben, das Urvertrauen, die Basismuster von Liebe und
Beziehung entstehen in der frühen Interaktion von Mutter und Kind. Umso
traumatischer ist dann die notwendige Trennung von der Mutter. Die
feministische Psychoanalyse bezeichnet diesen Abnabelungsprozess sogar
als „die männliche Wunde“. Im Gegensatz zum Mädchen muss sich der Junge
im Vergleich mit der Mutter als das andere Geschlecht definieren.
Paradigmatisch lässt sich dieser Prozess folgendermaßen beschreiben:

1. Männer werden von Frauen geboren.

2. Männer müssen Männer werden.

3. Mütter können Söhne nicht zu Männern machen, weil sie Frauen sind.

4. Männer sind deshalb gezwungen, sich als Heranwachsende von den Frauen
abzuwenden, um eine eigene männliche Identität zu erwerben.

5. Männer müssen als Männer lernen, wer sie sind und was sie wollen,
ohne sich auf die Wünsche und Vorstellungen der Frauen zu beziehen;
sonst können sie innerlich keine Männer werden.

6. Nur in sich souveräne Männer können dann ohne Angst und ohne
Herrschaftsgelüste wieder auf Frauen zugehen und gleichberechtigt mit
ihnen leben.

Während es Mädchen lange gestattet ist, sich durch körperliche Nähe
Bestätigung zu holen, muss sich der Junge früh „abnabeln“. Er wird aus
dem Paradies vertrieben. Die um der Männlichkeit willen erzwungene
Loslösung von der Mutter provoziert die Angst vor dem späteren Rückfall
in die Symbiose – zum Beispiel in der erwachsenen Beziehung zur
Partnerin.

Partnerin wird als Mutter umgebracht und Mann folgt ihr in den Tod

Die schmerzhafte Erfahrung aller Jungen liegt darin, dass sich die
allumfassende Liebe der Mutter in dem Moment radikal zurückziehen muss,
wenn die Gesellschaft von ihr verlangt, ihren Sohn zum Mann zuzurichten.
Um Mann zu werden, soll der Junge plötzlich seine ganze Erfahrung von
Liebe, Geborgenheit, Zärtlichkeit und lustvoller Abhängigkeit verleugnen
und sich in einer neuen Welt aus Härte, Durchsetzungsvermögen,
kontrollierten Gefühlen und Beherrschung zurechtfinden. Um das erreichen
zu können, muss der Junge verleugnen, was er mit Mütterlichkeit und
Weiblichkeit verbindet. Es bleibt aber unbewusst auch immer die Angst,
die Vertreibung aus dem mütterlichen Paradies könnte sich wiederholen.
Diese Angst ist fest in den seelischen Erfahrungshaushalt des Mannes
eingebrannt.

Kündigt nun die Partnerin dem scheinbar ja „ahnungslosen“ Mann die
endgültige Trennung an, wird das Kindheitstrauma des Jungen auf
dramatische Art reaktiviert. Die schmerzhafte Vergangenheit bricht noch
einmal übermächtig auf. Die Trennungsentscheidung der geliebten Frau ist
der zweite Stoss aus der Sicherheit und einer zu viel. Statt noch
einmal ein nun erwachsenes Abnabelungsdrama zu durchleben, wird die
Partnerin als zweite Mutter umgebracht und Mann folgt ihr in den Tod.

Männer müssen aus ihrem Herzen keine Mördergrube mehr machen

Nun ist das alles nicht Schicksal. Wenn gesellschaftlich Männlichkeit so
verändert würde, dass sie nicht mehr Gefühlspanzer bedeutet, sondern
Dialogbereitschaft, müssten Männer aus ihrem Herzen keine Mördergrube
mehr machen, müssten sie sich nicht mehr vor den Zug stürzen, sondern
könnten sich öffnen und ihre Sorgen benennen, müssten sie niemanden
umbringen, sondern könnten gemeinsam nach Lösungen suchen. Dafür müsste
allerdings die männliche Rolle erweitert werden. Männlichkeit bedeutete
dann nicht mehr, keine Probleme zu haben oder sie nicht artikulieren zu
dürfen. Vielmehr müsste es dann heißen, wie der „Deutsche
Familienverband“ es formuliert: „Richtige Männer stellen sich ihrem
Problem“.

Mathias Franz, Organisator des ersten wissenschaftlichen Männerkongress
in Düsseldorf, hat dort beschrieben, dass es auch für Männer
„überlebenswichtig“ sei, sich rechtzeitig Hilfe holen zu könne, ohne
dabei das Gefühl haben zu müssen, die mühsam erworbene Männlichkeit
wieder zu verlieren. „Die Fakten zur misslichen Situation der Männer
liegen seit 3o Jahren auf dem Tisch. Aber entsprechende Maßnahmen lassen
auf sich warten, obwohl die Nachfrage da ist.“ Die beste Prävention
gegen den männlichen Familienmord wäre eine Erweiterung der Männerrolle:
indem auch der Mann sich erlaubt, Schwäche zu zeigen und um Hilfe zu
bitten.

Der Autor ist Professor für politische Soziologie. Von 1972 bis 2oo6
lehrte er in Berlin, heute lebt er in Basel. Seine letzte
Veröffentlichung: „Was vom Manne übrig blieb“ (Aufbau-Verlag, Berlin)

]]> http://ewanhk.wordpress.com/2010/09/04/das-geistesleben-%e7%b2%be%e7%a5%9e%e7%9a%84%e7%94%9f%e6%b4%bb-%e8%bd%ac%e8%b4%b4-%e2%80%9c%e5%ae%b6%e5%ba%ad%e7%9a%84%e6%82%b2%e5%89%a7%e2%80%9d%ef%bc%8c%e4%b8%80%e4%b8%aa%e7%94%b7%e6%80%a7/feed/ 0 ewanhk http://ewanhk.wordpress.com/2010/09/02/%e7%94%9f%e6%b4%bb%e5%9c%a8%e7%8e%b0%e5%9c%a8-%ef%bc%88%e8%bd%ac%e8%b4%b4%ef%bc%89%e5%90%89%e6%99%ae%e8%b5%9b%e4%ba%ba%e7%9a%84%e6%96%87%e5%8c%96/ http://ewanhk.wordpress.com/2010/09/02/%e7%94%9f%e6%b4%bb%e5%9c%a8%e7%8e%b0%e5%9c%a8-%ef%bc%88%e8%bd%ac%e8%b4%b4%ef%bc%89%e5%90%89%e6%99%ae%e8%b5%9b%e4%ba%ba%e7%9a%84%e6%96%87%e5%8c%96/#comments Thu, 02 Sep 2010 16:51:39 +0000 ewanhk http://ewanhk.wordpress.com/2010/09/02/%e7%94%9f%e6%b4%bb%e5%9c%a8%e7%8e%b0%e5%9c%a8-%ef%bc%88%e8%bd%ac%e8%b4%b4%ef%bc%89%e5%90%89%e6%99%ae%e8%b5%9b%e4%ba%ba%e7%9a%84%e6%96%87%e5%8c%96 Weiterlesen →]]> 最近法国驱逐了不少生活在那里的吉普赛人，当然其他欧盟国家也有驱逐，但没有法国这次的行动声势浩大，引人注目。

于是有不少报道，这篇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分析，为什么吉普赛人的文化是他们不能融入现代社会，为什么他们的犯罪率高，为什么他们常常生活贫困。

看过这篇文章，我联想到西方文艺作品中对吉普萨人的浪漫美化，是令人羡慕和向往的生活方式，无拘无束，总是“生活在别处”，自由热情等等。

比较著名的小说有《百年孤独》，，电影作品中也很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吉普赛人，从很多特征来看，实质上受到了吉普赛人生活方式的启发。很多文化运动也是如此。

也有不好的，负面的，或是态度模糊的，比如瓦尔达的《天涯流浪女》，小说或歌剧《卡门》，举不胜举。

这种风气也也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得以充分表现。

我一直写carpe diem，把握今天，其实不能忘记的还有一句，memento mori “不要忘记死亡（的降临）”，这两者的联系也是很有渊源的。因为我前面写的blog，不是考虑两者并存的那个“今日有酒今朝醉”的巴洛克时代，“人总是要死的，而且随时有可能死，所以尽量享受今天吧”，我不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也跟这个没有关系。之所以要注明，因为我所考虑的是另外的问题，关于“时间和存在”的问题。

这篇文字之所以引起我的思考，是给我一个生动的例子证明了，“生活在现在，不一定就是好的”。

人不能摆脱历史（财富比如也是通过时间积累的，领了工资马上都花了，在财富积累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绝对不行的，也是人生活一直贫困的根源），因为历史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在，不管是从文化身份，教育程度etc角度。人在时间内不是自由的。

因为人总归是集体的成员，很多文人，小资也就是脑子里面过过干瘾，想象一下自己的outlaws的生活景象罢了，最终还是不能真正的无拘无束的。就连吉普赛人，受家庭环境影响，也不是真正的活在现在。

为了将来，只想着今天快活，那是不行的。所以，这篇文章教育了我，也彻底推翻了我过去的想法。同时也使我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了很多所谓艺术家的吉普赛人生活方式的来龙去脉。的确是挺可笑的。

9月2日德国《世界报》

Die Macht der Roma-Clans behindert ihre Integration

http://www.welt.de/debatte/kommentare/article9347029/Die-Macht-der-Roma-Clans-behindert-ihre-Integration.html

Der Volksmund irrt. Das Zigeunerleben ist nicht lustig. Die Roma haben
nicht nur an ihrer Vergangenheit schwer zu tragen. Sie werden
diskriminiert, entrechtet, verfolgt, ausgewiesen. Die zwölf Millionen
Menschen, die größte Minderheit in Europa, die teils in elender Armut
leben, stoßen auf Misstrauen.

In einigen Ländern sind die Roma zwar weitgehend integriert, in anderen
allerdings bleibt rund die Hälfte an der Peripherie der Gesellschaft.
Eigene Fehler hindern viele Roma daran, Anschluss an die Moderne zu
finden. Mit den offenen Grenzen in Europa und den
Einkommensunterschieden zwischen den Ländern lässt sich das
Armutsproblem der Roma nicht mehr auf die osteuropäischen Staaten
eingrenzen.

Hindernis 1: Das Verhältnis zur Arbeit

Besonders prekär ist die Lage in osteuropäischen Ländern, wo der Anteil
der Roma an der Gesamtbevölkerung bis zu zehn Prozent ausmacht. In den
Staaten des ehemaligen Ostblocks wohnen sie meist in Gegenden, die durch
eine ungünstige Wirtschaftsstruktur geprägt sind. Die Arbeitslosigkeit
ist entsprechend hoch, ohne Aussicht auf Besserung.

Der Vorarlberger Rainer Klien, im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Gesundheit und Soziales auf die "Zusammenarbeit mit
benachbarten Reformstaaten" spezialisiert, kommt zu einem
pessimistischen Schluss, wenn er über Vermittlungsmöglichkeiten
schreibt: "Bei der Roma-Bevölkerung in Mittel- und Osteuropa
konzentrieren sich fast alle arbeitsmarktpolitischen Nachteile, die
vorstellbar sind."

Die Job-Chancen sind für Roma auch im Westen gering

In Rumänien leben drei Millionen Roma, in Bulgarien und Ungarn rund eine
Million. Die nicht assimilierten Roma Osteuropas gehörten zu den
grossen Verlierern des Systemwechsels. Im Kommunismus waren sie in die
planwirtschaftliche Produktion eingebunden gewesen, als Hilfsarbeiter
oder in den Minen. Die Löhne waren zwar tief, aber jeder hatte ein
geregeltes Einkommen.

Nach der Implosion der UdSSR gehörten die Roma zu den Ersten, die
ihre Stellen in den staatlichen Betrieben verloren. Viele wurden auf
ihre traditionellen Rollen zurückgeworfen. Die Job-Chancen für Roma sind
auch im Westen klein. Eine spanische Studie zeigt, dass nur 51 Prozent
der Roma über 16 Jahre Lohnempfänger sind. Schlimmer noch: Von diesen
haben lediglich 15 Prozent einen unbefristeten Arbeitsvertrag.

Eine Gemeinschaft, die keine Herren duldet

Hohe Fluktuationen sind keine Ausnahme. Eine Studie aus einer Kleinstadt
in Slowenien ergab, dass die meisten Roma ihren Arbeitsplatz bereits im
ersten Jahr wieder verliessen. Die häufigen Wechsel lassen sich nicht
bloss mit den unattraktiven Jobs erklären. Der Rom sei ein
ausgesprochener Individualist und nicht bereit, von einem anderen
herumkommandiert zu werden, heisst es in einem Sammelband, der von
Roma-Kenner Thomas Acton herausgegeben wurde.

Acton, der sich seit den 1960er Jahren auf die Soziologie der Roma
spezialisiert hat, schildert die Roma als Gemeinschaft, die keine Herren
duldet. Es gebe in ihrer Gesellschaft keine Institutionen, welche die
Herrschaft über einen anderen Teil zulassen. Die radikale Ablehnung von
hierarchischen Strukturen versteht Acton als Reaktion auf die
Unterwerfung unter die Nichtroma (die sogenannten Gadsche), welche die
Roma seit ihrer Einwanderung nach Europa vor rund tausend Jahren
hinnehmen mussten.

Kein Zeitmanagement

Eines der Hauptprobleme bei der Integration in den Arbeitsprozess sehen
Experten zudem in der "zeitlosen" Existenz der Roma. "Vielen unter den
Roma soll die Fähigkeit abgehen, in längeren Zeiträumen zu planen", sagt
Andreas Oplatka, langjähriger Osteuropa-Korrespondent der "Neuen
Zürcher Zeitung".

Sie zögen es vor, die Gegenwart voll auszukosten, und darin könne man
durchaus einen Wert erkennen. Das schafft aber ein Grundproblem. "Denn
wer die Zeit nicht einteilen kann, also kein "Zeitmanagement" kennt,
kann sich in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nur schlecht integrieren", sagt
Oplatka.

Hindernis 2: Kultur

Der Sozialanthropologe Michael Stewart von de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der fünfzehn Monate lang in einer ungarischen Roma-Siedlung
gelebt hat, bringt das Zeitgefühl der Zigeuner mit dem Ausdruck
"Identität ist in der Gegenwart verhaftet" auf den Punkt.

Die traditionelle Roma-Kultur sei nur dem Hier und Jetzt verpflichtet.
So hätten sich seine Kontaktpersonen im Roma-Dorf nicht daran erinnern
können, wer früher in einem bestimmten Haus gewohnt oder wer es gebaut
habe, berichtet Stewart. Wenn Roma-Eltern ein Vermögen hinterliessen,
wurde es nicht an die Kinder vererbt, sondern während der Beerdigung
konsumiert.

Ablehnung zeitlicher Horizonte

Eine andere Studie schildert: Was nach dem Tod eines Familienvorstandes
nicht zerstört wurde, wurde verkauft. Man wolle nicht in einem Haus
leben oder Land besitzen, das mit dem Toten assoziiert werde. So ist es
nicht möglich, Vermögen aufzubauen.

Auch die Namengebung reflektiert die Ablehnung zeitlicher Horizonte.
Die Namen der Roma sind nicknames, die sie im Laufe des Lebens begleiten
und sich je nach Situation und sozialem Umfeld ändern können. Mit der
Entwicklung eines jungen Menschen, so Stewart, veränderten sich auch
seine Namen, seinem jeweiligen Ruf entsprechend.

Hindernis 3: Schule und Ausbildung

Mit der Betonung der Gegenwart einher geht die Skepsis gegenüber einer
schulischen Ausbildung. In Deutschland kommen die meisten Kinder von
Roma-Familien zwar der Schulpflicht nach. Doch viele besuchen die
Lektionen unregelmäßig, stellte die deutsche Ethnologin Ute Koch bei
einer Feldstudie mit Roma aus dem ehemaligen Jugoslawien fest, die in
einer westdeutschen Großstadt leben.

Auch würden Kinder oft nur deshalb zur Schule geschickt, weil dies für
eine Verlängerung des Aufenthalts gefordert sei. Die Kinder müssen zudem
oft zum Unterhalt der Familie beitragen. Eine Studie aus Slowenien
belegt, dass nur die wenigsten Roma-Kinder angemessene
Lernvoraussetzungen hatten.

Eine Ausbildung steht dem frühen Heiratsalter im Weg

Als weiteres Hindernis sieht die britische Pädagogin und Roma-Kennerin
Christine O’Hanlon die Tradition, zusammen zu lernen, am liebsten im
Familienverband, damit die älteren die jüngeren Geschwister unterstützen
können. Konventionelle Schulen mit ihren "chronologisch organisierten"
Klassenzimmern würden deshalb auf Widerstand stoßen, so O’Hanlon.

Vor allem aber hätten Eltern Angst, dass ein Besuch staatlicher Schulen
zur Erosion der Roma-Kultur führen könnte, wie mehrere Fallstudien
zeigen. Den meisten Roma-Kindern sei zudem unklar, was ihnen der
Schulstoff im Leben nützen könnte. Einer Ausbildung steht zudem oft das
frühe Heiratsalter im Weg. Es ist keine Ausnahme, wenn eine junge Frau
bereits beim achtzehnten Geburtstag zwei Kinder hat.

Hindernis 4: Eigentumsbegriff

Zu den ersten Erfahrungen des Anthropologen Stewart gehörte ein für ihn
ungewohnter Umgang der Roma mit dem Eigentum von anderen: Der
persönliche Besitz geniesse keine Exklusivität, registrierte er im
ungarischen Roma-Dorf. Für Roma, so lernte Stewart, geht der Besitz von
Konsumgütern mit dem Recht von anderen einher, das Eigentum ebenfalls zu
benutzen.

Die Eigentumsverhältnisse sind fließend. Man helfe sich
wie unter Brüdern gegenseitig aus, ganz im Sinne einer
Gemeinschaftsethik, die einem egalitären Verhältnis unter Roma
entspreche. Statt vom individuellen Eigentum werde das Roma-Denken in
vielen Fällen vom Primat des kollektiven Familienbesitzes geleitet,
meint der tschechische Anthropologe Marek Jakoubek.

Hindernis 5: Clan-Kultur

Laut Jakoubek ist der Familienzusammenhalt der Roma eine
Emanzipationsbarriere. Der Clan verhindere ein Ausscheren Einzelner aus
der traditionellen Gesellschaft, weil er befürchte, dass die
solidarischen Beziehungen in der Familie geschwächt würden. Die Familie
blockiere deshalb den Aufstieg der Ehrgeizigen, meint Jakoubek.

Zwar gelingt es Roma immer wieder, sich aus der Umklammerung der Familie
zu befreien, sich weiterzubilden und in hohe Positionen zu gelangen. So
leben in der Schweiz 50.000 bis 80.000 Roma, die gut integriert sind.
Aus Angst vor Diskriminierung verheimlichen aber die meisten ihre
Roma-Herkunft. Das Leisetreten hat Konsequenzen: Dadurch fehlen in der
Roma-Gemeinschaft positive Rollenvorbilder derjenigen, die sich
integriert haben.

Soziale Integration ist fehlgeschlagen

Die Integration stößt oft auf Ablehnung, wie Ute Koch in ihrer
Untersuchung erkannte. Trotz des Versuchs einer Eingliederung der Roma
musste Koch illusionslos feststellen: "Soziale Integration kam nicht
zustande." Das Misstrauen der Roma gegenüber den "Gadsche" ist
abgrundtief, nachdem sie von ihnen während Jahrhunderten vor allem
Schlechtes erfahren mussten.

Die Nazis wollten sie kollektiv auslöschen und ermordeten mehr als
100.000 Roma. Die Roma sprechen von "Porrajmos", Katastrophe,
vergleichbar mit dem Holocaust. Anders als den Juden gelang den Roma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keine Renaissance.

Hindernis 6: Das Dilemma Frankreich statuiert jetzt ein Exempel

Medienwirksam werden Roma in ihre Heimat, nach Rumänien,
zurückgeführt. Neu daran ist lediglich, dass dies vor laufenden Kameras
stattfindet. Denn es gehört in EU-Staaten längst zum Alltag, dass Roma
ausgewiesen werden. Allein im ersten Halbjahr wurden 1625 rumänische
Staatsbürger aus 18 europäischen Ländern abgeschoben, in denen sie gegen
Gesetze verstoßen hatten und mit denen Bukarest Rückführungsabkommen
unterzeichnet hatte.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des laufendes Jahres mussten 581 Rumänen
Frankreich verlassen, davon rund 140 wegen Bettelei, 120 wegen
Diebstahl, 84 wegen Überschreitung der Höchstaufenthaltsdauer. Italien
schickte 350 Rumänen zurück, Belgien 260, Dänemark 121, Grossbritannien
72, Deutschland 65.

Die Forderungen lassen sich schwer vereinbaren

Die EU habe bis vor kurzem nicht begriffen, dass die Integration der
Roma von heute auf morgen allein mit gutem Willen nicht machbar sei,
sagt Oplatka: "Einzelne osteuropäische Länder können die Eingliederung
der Roma in die Gesellschaft aus eigener Kraft kaum, gewiss aber nicht
mit der von Brüssel geforderten Schnelligkeit schaffen." Zwei Postulate
stehen sich nämlich gegenüber: Die Roma sollen einerseits im Interesse
ihrer Integration die westlichen Kulturprämissen annehmen. Anderseits
sollen sie auch ihre Eigenart und ihre Kultur bewahren. Oplatka: "Diese
zwei Forderungen widersprechen sich und lassen sich nicht vereinbaren.
Denkbar sind nur Abstriche, ein Kompromiss also."

Der Text erschien in der 34. Ausgabe der schweizer Wochenzeitung „Die
Weltwoche“. Wir drucken ihn mit freundlicher Genehmigung des Verlegers
nach.

]]> http://ewanhk.wordpress.com/2010/09/02/%e7%94%9f%e6%b4%bb%e5%9c%a8%e7%8e%b0%e5%9c%a8-%ef%bc%88%e8%bd%ac%e8%b4%b4%ef%bc%89%e5%90%89%e6%99%ae%e8%b5%9b%e4%ba%ba%e7%9a%84%e6%96%87%e5%8c%96/feed/ 3 ewanhk http://ewanhk.wordpress.com/2010/08/29/%e6%97%85%e8%a1%8c/ http://ewanhk.wordpress.com/2010/08/29/%e6%97%85%e8%a1%8c/#comments Sun, 29 Aug 2010 19:10:11 +0000 ewanhk http://ewanhk.wordpress.com/2010/08/29/%e6%97%85%e8%a1%8c Weiterlesen →]]> 旅行

这是我第三次写旅行，原来写的在未见天日前已经“陪葬”去了，这次不同于前两篇不为他人所知的内容，不再是“引经据典”，形而上学，既上下五千年又放眼四海，宏篇大论，实在太可笑了啊。

我就用寓言式的方式来表达吧。人在旅途，究竟多少比喻把人生比作旅程，比作迷航呢？而人在旅行的感知，跟人对自己生活的态度其实总是相似的。当你去回忆一下自己在生命中某段时间内的旅行，旅行心情，你会发现跟你当时生活的感受有多少相似之处。

“了解你自己”。这句话做起来似乎很难。我认为，在这种认知的困境中，做一段旅行，体会自己的感受，就会更加了解当时的自己。

1。孤独的旅人，他身上不带一件行李。

如果你看见携带大包小包旅行的人，他们往往有朋友在某地期待着，关怀着。他们不是孤独的。

孑然一身的人生旅途，或许你的行囊只带着自己的孤独，或者你只带上了孤独的自己作为旅伴。

2。一起去“巴黎”

巴黎，爱之城，时空之的一个点。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可以是“巴黎”，我的，你的，他或她的“巴黎”。

去吧，去“巴黎”，带他-她一起去“巴黎”，走进那个时空中。

我觉得这并不跟我一直说的“活在现在”矛盾，虽然听起来是有点矛盾，因为这是语言不能准确细分差异，准确表达的问题。

在放弃一种追求的同时，我们在进行另一种追求。或许说我们不能放弃，而应该追求“追求的动作”，犹豫和彷徨，放弃“追求的目标”。总之，文字上是的确矛盾的，但是概念上是不矛盾的。

关于这一点，也就是一起去“巴黎”，本应是，本来也是一篇很长很长的文字，太长反而我倒不知道当我长话短说时如何说起了：我常想，很多人，很多故事，在我经过很久的思索后发现只是一种追求和追求的欲望本身，而它们都是某种具体的时空概念的面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让人专注于很多细节却忘却了它们的共同特征。而那些纠葛波折，也就是“故事”本身，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纠结。

我不知道，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故事”多一些呢还是少一些呢，这是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预先安排，无法以“想象”构成的东西。

3。旅行的意义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证实自己的幻觉，也不一定要去颠覆自己的想象。这都是正向反向的去证明证实旅行的意义。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证明这个那个，证明它们是对是错。

旅行的意义在于“运动”，在行动中，在出其不意中，在现在中。

《尤利西斯》中有这样一个对话，校长付给工资给史蒂芬时问，你知道英谚中最伟大的是哪一句吗？
史蒂芬咕哝道： That on his empire the sun never dies.
校长不无揶揄：那不过是个法国的塞尔特说的，而我说， I pay my way。再见。

这句话我认为是对故事和人物很关键的一场对话。

I pay my way。现在的我对这句话的感受与当日已经完全不同。我现在更会欣赏前面的一句话，人间阳光永远普照。

一种希望，也是一种追求。一种追求和希望的旅途： I pay my way and on his way the sun never dies.

尽管我在几个月前就有这个预感，买了新笔记本，但是今天它的突然不辞而别让我还是措手不及，“脑溢血”或“心脏病突发”。

本来以为我损失的只是我写了一半的论文。刚刚我打开blog ，突然意识到我写了几十篇文字和我自娱自乐写的一本书的初稿也在上面。虽说，我从来没有打算发表出来，（当然也没有人给我发表），即使发布在blog上我也没有这个打算，都是发布后由于种种顾虑马上删除了。想到这里，不禁有些伤感。岁月的片断和关于它们的记忆，就这样不明不白，糊里糊涂的转瞬即逝了。

关于"失去"的epiphany

从小到大，我养过不少动物，总是这样那样的离开了我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一只活蹦乱摊的小狗。我从幼儿园回来后，它就消失了。或许我那时真的“太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做失去。很多年之后，我早已不养宠物时，我听说了刚刚它在农村死于毒药的消息。突然之间，仿佛“曾经”把我和它联系起来，我想起了当时的我，我想象着它在离开我，没有我的生命里的经过。是的，一切都变得不同。或许我更应该说，一切本应该不同。

家里有一只小猫，从我初中到大学的时光里，它从小到大。有一年我放假回家，我再没有看见它。虽然我从来没有问起它的踪迹。我要去问呢？我能问什么呢？我能满足于可能的答案吗？

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想念它。想起有一次，把它送给一家人，它不吃不喝好几天，“这么漂亮的猫，这样死了太可惜了”，别人这样说着，把它送回来了。怎么能忘记它回家时快乐的情景，对我们的亲热劲呢？我也不能忘记，在失去它之前，我给它拍了很多就像那生离死别前的相片。而在这种重逢带来的戏剧化感情中，我们说，再也不把它送给别人，好像真的是一生一世的诺言。但是生活从来不会放弃对我们的讽刺。我不去问它的去向，因为我不想另自己，令别人难堪，因为一切问题和答案都是对自己的嘲弄。而失去却是绕不过去的宿命。

有个朋友带来宠物狗见我，他说，“真不知道我怎么跟它分开，它把自己紧紧寄托于我。”

我暗暗提醒他，生命中终有一别。“天上没有不散的云霞，地上没有不朽的年华。”

小狗无辜的表情并不会明白我们的沉默。人的确是不能承受真相的，特别是软弱的人。或许最好我们一生都生活在谎言中。

有个朋友告诉我，尽管他很喜欢猫，他再也不愿意养猫，因为他无法承受失去的痛苦，他曾在失去一只小猫后痛哭惆怅了很久，“它还那么小，那么年轻。”

他本以为，他也不断告诉自己，他不会伤心，再也不会。或许这个世界真的太多太多必然和无可奈何，以致伤心痛苦已经显得另类，与众不同，变得滑稽。

但是你却无法抑制伤心，因为你的伤心不由自主。

有时，我们认识生活，往往不是来自直接的生活经历。那种恍然大悟，或许，即便只是刹那间的顿悟，而是仿佛一个声音，从很久之前的曾经传来。它以一种陌生的语言，一种没有人使用的，象征和寓言的语言，向我倾诉。我从此以为我生活在全知全能的预言中。

人说：

This is my hope and for this I live

that I may gaze at the beauty of the hope.

但是我决定，我最好还是不要带着“希望”，尽管它看起来，有时挺美。我不能把命运寄托给希望，因为不能把未来托付给过去。

the longer waiting must be sustained, the less certain its outcome, the more waiting is projected towards a realm that cannot be represented by an image.

Such waiting moves towards forgetting, loss of image; it harbours within itself the possibility of hope or the possibility of despair.

有时，人等待其实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未来的重复，或是希望过去的缺憾以完美的姿态出现在未来中。

当绝望来自希望时，人能感受到除了时间和世界的空虚之外，似乎只有那流逝的生命中太多无谓的等待。

有时，我们对于失去充满焦虑，害怕得到，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在得到之前我们已经害怕失去。有时，害怕的本质却是对这种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患得患失的恐惧感受的恐惧。

我想，希望给我们了失去的痛苦，对恐惧的恐惧也是如此。

不抱希望，不是去放弃；放弃希望，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放弃等待。

das Warten （等待） & das Erwarten （期待） 难道不是吗？期待来自于等待。

期待中的未来，常常会以某种形式，某种强弱程度，崩塌。我已经不想唠叨：《世界作为意志和精神的表象》。

人要快乐起来，不是什么美都是快乐的，往往我们感知的所谓的“真正的美”，不是快乐，谜团的美，而是悲剧的美。

我想，有时人要放弃等待，放弃期待。wait and see，不是等待未来，而是未来在等待我们。

未来是谜，活在今天。

快乐的生活才是高质量的生活。

令我思考的是，为什么”思考“并没有列入这个名单。这十乐的共性，是一种简单的，非脑力的乐趣，这里的音乐，书画，散步我认为更属于感官的，而多于思考式的乐趣。

宋朝时总结的十乐，在今天看来也是基本如此，同时，现代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使人有了更多寻找快乐的途径。

活动，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了体育活动，与朋友会面聊天，个人旅行或相伴旅行等等各类个人和集体的活动，所以这一项不是很具体，前面几种相对具体，如果一个人觉得闷的话，这样的建议也是值得考虑的。

而且，人也可以自我发掘更多的使人快乐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见到比如公园内的跳舞，气功，打麻将等等就同样是乐趣。

相反，有些本来应该是乐趣的东西，真正去做的时候到不一定带来乐趣。种地，种花也要看对谁来说了。

我想，这上面的10种乐趣，还有种共同点是，它们基本可以算作对于一个文人来说的，闲情逸致，而非主营业务。

就我而言，曾经我读书，看电影总是抱着轻松的心态去欣赏，也没有某种负担。这样也就是比较简单的闲情逸致。

人如果能举重若轻，生活就会显得不那么艰难。但是，举重若轻不是容易能做到的。往往是对于没有切身利益的情况下，才能比较轻松应对，不把这些事情看得重，或许有些淡然的，无所谓的态度。有句话说的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自刚“（林则徐）。

当对某些事物有了欲求，往往我们反倒达不到目的，有时反倒更加失望。比如想要通过饮酒获得乐趣，反倒借酒消愁愁更愁。

或者，想要去通过散步获得平静，通过去美术馆获得美的体验等等，常常达不到想要达到的目的，有时反而适得其反。

就像我现在读书，看电影，并没有当年的乐趣，这倒不是说，我对它们本身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样的体验，也不是外行人，非以文学作为专业和职业的人能够理解的。这样的职业病倒是非常普遍，我所知道的老师，学生常常会有意无意的流露出这样的情绪。

假如我们有了闲暇时间，我们都不会去看书，看电影etc。

有些外行人喜爱用外行人的视角揣摩内行人的心理，常常得不到对方真实的心态，而是自己心态的投影，也就是说，以己度人。有什么不是这样的呢？恋爱中的人，也从来都是以己度人。什么对对方心态的揣摩（当然这都是非专业的行为）揣摩出来的只是自己的思维结构而不是对方的，术业有专攻，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少做一些评论总不会有坏处的。

就像我，曾问一个朋友，什么是快乐，怎么才能快乐的生活。她并没有直接告诉我，而是让我去感受。

我觉得只有自己才能发现，而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生活是很难传递给我们的。现代科学，医学，生物化学，精神分析学，etc发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人文学科，比如哲学，中的一些想当然的结论。我们的特质决定了，我们很多归纳整理出来的，自以为可以广泛使用的结论是很经不起实验的检验的。

所以，人要靠自己去寻找，同时，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只能代表自己的思维方式。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我发现很多人不快乐，就是因为以己度人，以为别人也应该像自己这样或那样思考，否则就违背了自己的”期望“，从而形成了”对抗心理“，愤怒，失望，抱怨，伤心，苦恼etc。

回到开头的我的思考，为什么这十乐都似乎跟思考无关呢？为什么它们好像只跟自己，而不跟别人有关呢？

我认为，要么就是人思考的太多了。不仅帮自己思考了，还帮别人也思考了。这样的”换位思考“不见得就是正确的，反而误入歧途。让人陷入一种对“真相”的茫然和苦闷中。

还有可能就是所谓的思考，其实不是什么思考，而是把情感穿上了理智的外衣。

有些人的思考，思考是什么呢？这个我不予解答。但是，有的思考明明只是情感宣泄，跟思考关系不大。

情感宣泄是一种快乐的源泉，不能否认。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如果没有网络给予人的发泄场所，很多人有可能会精神崩溃。

但是，这也证明了我说的，跟思考无关。

思考，本身并不会带来快乐和悲伤。思考，并不是快乐的源泉，也不是悲伤的来源。

乐趣在哪里呢？在感官和情感中产生，也只能从这里来。

感官又是非常个人的，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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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华华人

1.海归的女生一般都会做菜，而且中西餐都会一些，保证你会有口福。

　　2.海归的女生在国外一般都会打打工，家里再有钱到那里也会发现不够用，所以打工是必然的，那么知道赚钱不容易就不会乱花，比较有投资理念。

　　3.至少英语还可以，以后小孩要过个四六级也不用找人辅导了，从小培养。

　　4.气质好，即使不是美女也是才女，出去见过世面不容易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纠结不清。

　　5.在国外看多了花心自我的鬼佬，所以会对你的体贴和照顾很感激。

6.海龟女生在国外与各国人等交流，锻炼了良好的沟通能力，有事情明讲，而不会耍小性子。

7.海龟女生大部分都会开车，省去你总为他做司机的辛苦。

8.海归父母听说女儿不找洋鬼子，找了中国人，等于多了个儿子，为以后你与岳父岳母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9.海归们都很懂事孝顺，年少离家，知道父母不容易，所以他们会对双方的父母尽到孝心。

10.海归一般都有良好的家庭背景，非富即贵的较多，可能对你将来的事业有很大帮助。 总结起来就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新世纪好老婆的典范！(end)

对于有些人，却只能活在记忆中，过去的阴影中。这里我的意思不是说，阴影是个负面的东西，而是说：它是摆脱不了的东西，无论它好还是坏。

未来，其实也是来自过去。因为它来自经验和自己过去的“梦想”。有的人说，当我达到了彼岸，达到了目标的时候，而我却发现这不是想要得到和达到的，从而暗自悲伤。

这个现象的原因，我认为是，对时间的错觉。这种想法的实质是：我达到了我曾经的目标，而不是现在的目标，我过去的目的当然跟我现在的想要达到的不是一个东西。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很多事情，人都是在变的。我想，这也是，人对时间斗转星移的不知不觉，以为自己永远就像过去的自己那样不变，这是错觉。

（当然我不是说：Everything is changing。很多人，他们的想法，“理想”，从来也没有变化过，自然不会出现我上面说的那种失望。）

还有的人，只是生活在童年里，对童年的美化的幻想中，生活在童话中。回忆，是对现实和未来的拒绝，拒绝长大，希望时间倒流的现象。这是最典型的生活在过去中。可以说，少生华发，未老先衰了。生命已经不是前进的，而是返回的。时间是决不会为主观意志而改变方向，掉头回去的。

活在未来中，往往是要充满忧虑，结局也是人难以逃脱的对未来现实（其实是对过去的）失望感。为什么说，未来常常令人失望的呢？因为我前面已经说了，人对未来的展望是来自过去的经验。用过去的东西的确是可以预知一部分未来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当时谁能准确预知未来呢？God knows。当然活在过去更不足取。

只有活在现在，人才能快乐。因为人的快乐（包括情感）来自“预期”和“现实”的比较：高兴，愤怒，失望，伤感etc都是二者不吻合的结果。比如幸福，就可能是现实好于预期。

但是问题是：比较总是很难的。而且很多人，在“无意识”或“有意识”进行比较的时候，往往自我欺骗，形成了错觉。就像前面说的：突然间忘却了过去的预期，瞬间提高了现在的预期，本来可以感到幸福快乐的，结果却是感到失望。所以说，预期本身也是不可靠的。

那现实呢？现实，或者说当前形势，那就更难估计了。一叶障目，盲人摸象，当局者迷etc，人也很难估计现状的。

所以，我认为，只有不去思考这些东西，人才能活在今天。而不是成为过去和未来的奴隶。

或者今天，就不能考虑太多预期，而更多是考虑现状。随机应变。用跳舞作为比喻，人在舞厅里面乱蹦，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怎么才能活在现在？我觉得，只有超脱所有的经验和所谓的普遍共识（都是胡说八道）， life of improvisation，就像即兴表演，在我看来是一门生活的艺术。

"Carpe Diem!" —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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